德械师、中德贸易、陶德曼调停——抗战早期中德合作始末

2025-11-21 02:36 来源：网络点击：

德械师、中德贸易、陶德曼调停——抗战早期中德合作始末

从晚清李鸿章创建淮军，向普鲁士购买克虏伯大炮、毛瑟1888式步枪和定远级铁甲舰开始，中德军火贸易和军事合作绵延几十年，为近代中国军工事业打上德械的烙印。其中的高峰期，是1928-1938年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军事合作。

这段时期，不仅军火贸易进入高潮，德国还派出高级别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政府训练和武装德械师，制订国防计划，构建“东方兴登堡防线”，全方位参与早期抗战，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德合作。抗战早期，德械师成为淞沪会战等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但随着正面战场的溃败，德日意法西斯的合流，中国逐渐被德国抛弃，德械师昙花一现，中德合作终结。这段合作的得失对后世史界和军界都有借鉴意义。

一、中德合作的开展。

1928年11月，一位叫马克斯·鲍尔的德国上校带领一个25人的军事顾问团来到中国，拉开了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的序幕。

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马克斯·鲍尔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

从1928年到1938年，德国先后派遣五任顾问团团长来华，为避开《巴黎和约》的限制，顾问团均以私人身份来华。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政府整编军队，创建军事工业和国防线，制定国防计划，为全面抗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1934年5月，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来华出任顾问团团长，标志着中德合作进入高潮。

“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塞克特

（二）创建德械师。

在顾问团的训练和德国武器装备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三十年代培训出一支装备相对精良的军队，一般称为德械师（或调整师）。马克斯·鲍尔来华后，先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教导队，作为样板部队和种子军官培养。后几经发展，形成中央教导总队和若干个调整师。

根据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的建议，中国要组建60个陆军国防师才能达到抵抗侵略的最低标准，但卢沟桥事变后大部分德械师中断调整调往前线，完成调整的只有20个，其中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完成度最高（隶属财政部的税警总团编制、训练和装备与德械师有所不同，不纳入讨论）。这些德械师成为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中坚力量。

（三）易货贸易和全面抗战初期的德国军援。

中德军火贸易采取易货贸易方式，主要是国民政府需要德国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设备，德国需要中国的农矿产品（特别是钨矿），所以大部分贸易直接以货易货，可以节省大量外汇。

据沈晋康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记载，1934年对德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97%，到1937年激增为15.3%，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1938年以前德国也是中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卢沟桥事变后，由于缺乏现代军工生产能力，苏联的军事援助短期内难以送达，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希望得到更多的德国军火。

1937年6月到8月，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两次访问德国；9月份，蒋百里以特使身份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访问；另外，在中德合作上有重要地位的朱家骅多方努力宣传，并制订了周密的访德计划，后来由于中德关系恶化流产。

根据美国学者柯伟林统计：1936年，德国输入中国军火总额达2374.8万马克，1937年激增到8278万马克。同时，根据负责两国易货贸易的“合步楼”账目清算的结果，截至1937年10月，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达5000万马克。11月份应中方紧急订货，又抽调5300万马克军火，12月份又启运了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计算，卢沟桥事变后半年内，起码有1.44亿马克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

这些军火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国当时无法生产也很难进口的，比如马克沁MG-08式重机枪（即1935年我国仿制的民24式重机枪）、MG15航空机枪、37毫米反坦克炮、105mm榴弹炮、一号坦克（5.4吨）等。

可以说，德国军援对抗战初期的中国解了燃眉之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日两国的装备差距。

105毫米榴弹炮

（四）建设国防工业和“东方兴登堡防线”。

为了应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建议和主持下，中国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兵工厂。同时，最后一任顾问团团长冯·法肯豪森主持建造了从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四道国防工事，即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也被誉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用来应对上海万一失守后保卫南京的局面。

可惜的是，由于淞沪会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日军推进速度过快，以及部分国防工程的质量问题，这几条国防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陶德曼调停

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调停中日战争，史称陶德曼调停。这一外交行动的失败也预示着中德关系的转向。

（一）陶德曼调停出现的原因。

第一，德国不愿意中日爆发大规模战争。

从纳粹德国的战略需要出发，德国希望跟中日两国同时交好。

与日本结盟，希望能在远东牵制苏联；跟中国合作，是为了获得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中日爆发大战，这两个战略目标都将落空，对德国是双输局面。

第二，德国担心中国倒向苏联。

为获得更多军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调整了跟苏联的关系，苏联的军援在1937年底开始抵达中国。希特勒担心中国倒向苏联，对德国战略非常不利。

第三，蒋介石抗战态度的摇摆不定，企图以谈判作为缓兵之计。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表现出全面抗战的决心，而是仍然希望将卢沟桥事变当作地方事件处理。庐山谈话中蒋介石表示“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这反映了蒋当时矛盾的心态。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才下定了全面抗战的决心。淞沪会战等正面战场接连失败后，蒋介石又开始动摇，准备与日本和谈。

（二）调停失败和中德合作的结束。

陶德曼调停总共有两次。

第一次。10月30日，陶德曼奉命在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的意向。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提交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陶德曼将这些条件转告蒋介石。

日本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内蒙古自治、扩大在华北和上海的非武装区、停止抗日、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侨权利等等。苛刻的条件和国内舆论的压力让蒋介石不敢进行谈判，仅对陶德曼表示感谢。

第二次调停。11月28日，陶德曼再次向中国转达日本谈判的条件。12月2日，蒋介石同意以日本条件为谈判基础。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发生转变，有以下原因：

第一，正面战场上的连连失利。第一次调停后，太原、上海相继沦陷，日军迅速逼向南京，蒋介石被迫同意谈判以为缓兵之计。

第二，布鲁塞尔会议的外交失败。寄予厚望的布鲁塞尔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有利于中国的协议，英美等国都置身事外，苏联虽然主张制裁日本，但前提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样，德国的调停成为外交斡旋的唯一希望。

但紧接着战场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在军事胜利面前，日本军部强硬派势力大涨，于12月23日提出更加苛刻的四项谈判条件：

第一，承认满洲国，放弃反日政策，共同防共。

第二，在必要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第三，日、满、华之间缔结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

第四，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面对形同劝降的谈判条件，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答应，他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延至1938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对日发表声明，正式拒绝对日妥协。至此，陶德曼调停失败。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预示着中德关系开始转向。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以及陶德曼调停的失败，希特勒没办法继续在中日两国间骑墙，逐渐转向日本。

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伪满洲国。

5月3日，德国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马克。

6月26日，陶德曼回国。

7月5日，团长冯·法肯豪森等最后一批德国顾问团成员离开汉口回国。

至此，中德合作结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同盟国，正式向德日意法西斯宣战。

中德两国终于从战前的合作关系转向敌对关系。

最后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冯·法肯豪森

三、中德合作简评

不少人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德合作抱有很大期望，评价也很高，还衍生出很多传说，比如希特勒跟中国的关系等。对中德合作、德械师等需要有客观审慎的态度。

第一，合作基础。

国与国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国家利益。

国与国合作的地位由什么决定？国家实力。

中德合作确实是基于两国利益需求而产生的，由于德国是一战战败国，地位相对平等，但也存在易货贸易过程中军火价格过高等问题。说白了，德国需要中国的原料，中国需要德国的军工，在国家层面不存在其他利益之外的东西。

第二，德械师的地位。

近年来，对德械师的评价几经变化反转，从抗战早期的最精锐部队到徒有其表的“德盔师”，众说纷纭。我的基本观点是：通过中德合作，德械师得到了当时能争取到的最好装备，以德国陆军为组织训练蓝本，在装备和正规化方面有一定优势，但不可能与二战德国国防军相比。战场表现方面，不同德械师在不同战场和指挥官指挥下反差很大，部分杂牌军的表现并不比德械师差，不能简单定论。

第三，争取外援的思维影响。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一直在为争取外援而努力，从早期的德国，到中期的苏联，到后期的美国。这无可厚非，但为了得到外国援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惜改变战略来迎合外国需要，这种思维对抗战总体是不利的。

比如对陶德曼调停蒋介石曾寄予厚望，这也是他打南京保卫战的底气之一。他在1937年12月6日发给李宗仁和阎锡山的电报中曾说道，只要唐生智能坚守一个月，国际局势必然大变，其实就是寄希望于德国的调停。结果是调停失败，南京沦陷，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损失。

再比如九国公约会议，蒋介石同样寄予厚望，不惜让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死守，甚至改变原先从上海撤退的部署，同样造成巨大的损失，外交和战略同时落空。

求人不如求己。对外援抱有过大的期望，而不是从自身出发，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对国防来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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