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卖恩师方式表忠心的汤恩伯，最终收获了什么？

以出卖恩师方式表忠心的汤恩伯，最终收获了什么？

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元老、原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台北慷慨就义，时年67岁。四年后，由台湾飞赴日本医治胃病的汤恩伯在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去世，享年54岁。

值得一提的是，陈仪与汤恩伯不仅是一同从浙江走出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更是有着知遇之恩和姻亲之情的特殊纽带关系。当然，更为世人熟知的则是因汤恩伯为向老蒋表“忠心”而不惜出卖陈仪的近代版“农夫与蛇”故事。

国民党元老陈仪

提起汤恩伯与陈仪的交集，还要从汤恩伯的第二任妻子，即陈仪的义女王竟白说起。

1921年，在浙军第一师中担任排长的汤克勤，即日后的汤恩伯受武义同乡、当地巨贾之子童维梓动员主张下，共同赴日本东京求学深造，并于次年3月顺利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与此同时，业余时间汤恩伯则协助童维梓负责经营打点对方开设的中餐馆生意。

但一向不善理财且性格喜怒无常的汤恩伯很快便将生意红火的餐馆引向了惨淡收场，不过因祸得福，他结识了同为留日学生的王竟白，互生情愫的二人也很快确立了关系并朝着成家的最终目标努力。

汤恩伯家庭合影（左一为王竟白）

当然，对心思缜密的汤恩伯而言，除了对王竟白的外在气质所吸引外，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对方背后的“靠山”、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只要能登上他的这条船，未来成家立业均是一番光明前景。

1924年5月，因学费不济被迫辍学的汤恩伯随王竟白见到了自己未来人生路中的“贵人”陈仪，得益于自己既是陈仪下属，又是其最疼爱的义女未来夫婿的身份，同时也是浙江同乡，汤恩伯随后在陈仪的引荐下保送到自己当年的“母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性情中人的陈仪也干脆“帮人帮到底，送佛上西天”，每月给予汤恩伯50大洋的资助。

虽然其中不乏未来妻子王竟白的情面所系，但心底无私的陈仪还是让汤恩伯感激涕零，自此认定了追随这位亦师亦父的前辈一生，并将自己的名字“汤克勤”更改为“汤恩伯”，意在感念陈仪知遇之恩。

此后的汤恩伯，的确在陈仪的襄助下得以在国民党内平步青云，从少将旅长到中将师长，从军团长到集团军司令，汤恩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老蒋赖以信任的心腹大将。当然，这其中作为老蒋同乡兼留学期间学长身份的陈仪，则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汤恩伯

尽管抗战期间在河南百姓心目中永久烙上了横征暴敛的“水旱蝗汤”骂名，以及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惨败而被世人口诛笔伐，但他在老蒋心中地位始终未曾动摇过。即便是在1947年的孟良崮之役中指挥不力，致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自己也只是被老蒋仗击的头破血流匆匆了事，相比于严肃的军法从事，这已经算得上是老蒋的“格外开恩”了。

此后，得益于陈仪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力及周转斡旋行为，汤恩伯在因孟良崮惨败而受到撤职处分仅2个月后便再度被重用，担任国民党陆军代总司令一职。

如果陈仪、汤恩伯二人的交集沿着这样亲密无间的状况发展下去，或许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段师生佳话，但现实中的经历和境遇往往是最难预测的，也很难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或改变。

1948年6月，几番坚辞不允的陈仪被老蒋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此时的他已深感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到了崩溃的边缘，心存正义的他决意为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一方面，他释放此前被特务机关非法逮捕的爱国民主人士，对特务集团提议“枪决”的百余名在押政治犯做好保护；另一方面，他与我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在精心筹划与时任京沪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联手掌控军队并伺机起义的计划。

影视作品中的陈仪与汤恩伯

1949年1月28日，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研究员、陈仪外甥丁名楠携带其本人亲笔信赴上海面见汤恩伯，晓之以起义投诚事宜。陈仪选择“策反”汤恩伯，除了客观上为解放全国的东南大局起到助推作用外，更是基于汤恩伯此前表现出与其“生死与共”的忠诚。殊不知，这正是汤恩伯的狡猾之处。

接到信件的汤恩伯当即答复陈仪“不日将赴杭州面谈”，但随后即将该信件面呈老蒋。或许，他曾在起义或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选择上有过踌躇不定，也曾在老蒋的信任有加和陈仪的耳提面命之间犹豫不决，亦或是在忠于老蒋指令和响应陈仪义举方面无法平衡矛盾，总之，汤恩伯最终以检举恩师陈仪的方式向老蒋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被处决前的陈仪

尽管这或许并非他情非得已的初衷，但无论如何，陈仪被捕继而秘密处决的客观事实已容不得他再有任何置喙机会，“忘恩负义”的名声也将永远背负在他身上，成为无法抹去的历史标签。

而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知遇之恩的陈仪送上断头台的汤恩伯，也并未因此受到老蒋的过分礼遇。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上海等华东战略城市；1949年8月，退守厦门的汤恩伯担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虽参与指挥了2个月后的金门战役，但终因作战不力被抽调回台湾，自此之后再未获重用。

在台湾的汤恩伯

而作为妻子的王竟白，因不满汤恩伯“卖主求荣”式的背叛行为，于1950年携除幼女外的三女一子定居美国，终生未与汤恩伯再见。

至于汤恩伯本人，或许是因赴台后的郁郁不得志，亦或是因老蒋的猜忌而错失最佳治疗时机，总之于1954年6月29日病逝于日本，结束了短暂而争议的一生。

如今，当世人再度回望陈仪与汤恩伯之间这段从亦师亦友到“农夫与蛇”的经历，除了遗憾和一声叹息外，或许能从陈仪当年的诗作中找寻到一丝别样感受：

“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