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和女同学一起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年，她说我是个大呆鹅

知青往事：和女同学一起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年，她说我是个大呆鹅

知青岁月：十年北大荒的知青岁月终生难忘，回城后我和女同学牵手

我是1969年4月份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的知青，到了1979年夏天才跟随大返城的步伐回到北京，在北大荒生活了整整十年。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虽然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我也确实得到了锻炼，强壮了体魄，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习惯。我最欣慰的是，回京后和我心仪的女同学结为了夫妻，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关我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生活经历，应草根作家的邀请，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时间过去了五十五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4月份在北京车站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当时刚过完清明节不久，虽然是仲春时节，早晚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因为听说东北的天气冷，我们都穿着棉袄，有的人还戴着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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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气不好，三四级的东北风卷扬着尘土，昏暗的天空中几乎看不到太阳，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人，我挤上列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通过车窗和站台上的亲人挥挥手，就坐在了座位上，再也没敢往车窗外看，我怕列车启动时看到父母流泪了样子心里会难过。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我不由自主地往车窗看了一眼，还是看到了父母抹眼泪的情景。紧接着车厢内就是一片哽咽声，好多同学都抹起了眼泪，我那不争气的泪水也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无情的列车一路狂奔，把我们数百名十六七岁的孩子从繁华的首都拉到了辽阔的北大荒，我们在佳木斯又乘坐汽车一路前行，最终来到了距离佳木斯七八十里路远的一个新建连队，我们连队隶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距离鹤岗几十里路远。

到达连队后，我和一名要好的男同学分在了一排三班，我的女同学马秀萍分在了三排一班。我们连队一共四排简易营房，最前面的一排是会议室和连长指导员办公的地方，后面的三排营房是宿舍，女生的宿舍在最后排。

我们虽然叫兵团战士，可我们的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我们也不发枪支，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戍边垦荒，向辽阔的北大荒要粮食，和农民一样，天天和土地打交道。要说我们是农民吧，可我们月月有工资，和工人的待遇一样。要说我们是工人吧，可我们又不做工。用张守诚指导员的话说，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非工非农非军人，是一种特殊的群体。

北大荒的四月天气乍暖还寒，江河里还有冰冻，春耕备耕生产还没开始。我经过了短暂的学习和训练，就开始为春耕备耕生产做准备了。

当时的机械化程度不高，我们连队就有一台拖拉机，还有几匹马，春耕开始后，连长看耕地进度缓慢，就让新来的女战士（女知青）拉犁耙，让我们新来的男知青用镢头刨地，一人一天刨三分地，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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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来，手上都磨起了水泡，我们累的都直不起腰来。女生也不轻松，肩膀都勒肿了，双腿像灌了铅。收工回连队的路上，我听到一名女生的哭泣声和几名女生的抱怨声，她们都后悔了，后悔不该来北大荒，都说这北大荒也太辽阔了，简直是广袤无垠，看不到边际。

经过一个春耕春播生产的劳动锻炼，我们才慢慢适应了繁重又艰苦的生产劳动，哪怕是不适应，我们也要咬牙坚持，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根本就没有退路。

到了夏季，生产劳动虽然还是很繁重，可还有比繁重的生产劳动更令我们苦不堪言的事情，那就是北大荒的蚊子和小咬。因为我是过敏体质，蚊子叮咬后就会红肿发炎，脸上被蚊子叮咬后，两只眼睛都肿的眯成一条缝，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马秀萍看到我的模样，吓了她一跳。得知我是被蚊子咬的，她赶忙跑回宿舍，拿来一盒万金油（清凉油）还有一块纱巾，递给我说：“傍晚你就用纱巾包上头，这样最起码蚊子咬不到你的脸，胳膊腿上可以抹涂一点万金油，止痒也能驱赶蚊子。”“那你呢？”我不好意思地问她。“我还有一块红纱巾，万金油有好几盒呢。”马秀萍说完，赶忙打饭去了。

来到北大荒三个月了，马秀萍那是第一次和我交谈，平时见了面都不说话，只是笑一笑就算打招呼了。马秀萍突然送给我纱巾和万金油，我有些受宠若惊，也从心里感激她。

北大荒的麦收和秋收是相连的，割完麦子就要收玉米割黄豆，麦收和秋收都很累人，特别是麦收，要抢时间，要趁着天气好昼夜奋战。经历了麦收和秋收，我们基本也就了解了北大荒的生产流程，也知道最苦最累的是麦收。第一年割麦子，因为我割着麦子打起了瞌睡，镰刀割在了手上，鲜血把鞋都染红了，我竟然坐在麦地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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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麦收赶上了雨天，我们天天蹚水割麦子，我手上的水泡磨破后被污水感染，右手肿的像个馒头，张指导员问我能不能坚持，我说能坚持。结果后来昏倒在麦地里，战友们把我抬回连队，卫生院给我测体温，高烧四十度，打了好几天抗生素才退烧，差点没去见马克思，右手上因感染化脓留下的伤痕至今还清晰可见。

我生病期间，马秀萍来看过我好几次。她每次来看我，在我的身边站一会，就默默地离开，有时也给我送一点好吃的，但很少说话。

1971年夏天，赵连长的家眷也来到了我们连队，因为住宿舍不方便，张指导员就安排我几个人和泥脱坯给赵连长单独盖了两间房子。给连长盖房子时，我表现比较积极，出力最多，张指导员都看在了眼里。等给赵连长盖完房子，张指导员问我：“杨方明，你想去炊事班吗？炊事班正好缺人手。”“报告指导员，我听从指导员安排。”我笑着回答。

就这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去了人人羡慕的炊事班，成了一名炊事员。炊事员虽然也不轻松，天天都要起大早挑水做饭，农忙时节还要加夜宵，但比起在一线劳动的战友，我们炊事员就轻松了很多。

一年后，我当上炊事班长，一名女炊事员抽调到团部去参加医疗卫生知识培训，借此机会，我就让马秀萍来到了炊事班，我们天天一起为全连战士做饭送饭（农忙时节要把做好的饭送到田间地头），彼此也能相互关照。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和马秀萍却很少交流，有时看她要去挑水，我就接过她挑起的水桶替她去挑水，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多帮她，也尽量给她安排轻松的事情做。每当这个时候，马秀萍只会很深情地看我一眼，不会有语言上的交流。对视一笑，成了我俩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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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天，我刚当上司务长不久，上级就下发了文件，撤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制，我们兵团的战士都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成了农场工人。我被安排到分场的机耕队担任副队长，马秀萍去了分场的宣传队，在宣传队担任广播员，还负责写板报。

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以后，劳动强度还是很大，但管理上没有那么严格了，男女同学和工友之间谈恋爱的多了起来，我们分场的场长还给马秀萍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小伙子是哈尔滨知青，在我们机耕队开拖拉机，人长得也挺帅。马秀萍却笑着对场长说：“谢谢场长关心，我有对象了。”马秀萍到底和谁处对象了，我一直蒙在鼓里。

之后的日子里，马秀萍有时也到我们机耕队来找我，给我送一点北京寄来的糕点糖果。自从听说她有对象了，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总是对她不冷不热，我俩见面也是很少说话，之前的那种对视一笑也不那么自然了。

1977年冬季，马秀萍先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就来找我，问我报不报考。当时分场派我去参加收割机操作维修学习班，我也就放弃了报考的机会。马秀萍倒是参加了考试，她说好多考题根本就不会，对高考不抱任何希望。

1978年夏季，马秀萍再次参加高考，结果又名落孙山，我因为去佳木斯学习，又错过了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因为两次报考受挫，马秀萍的情绪很低落，我去安慰过她两次。她说既然自己不是这块料，以后就不打算再考了。

那年冬季，我和马秀萍结伴回北京探亲过春节。那次回北京我俩可吃了不少苦头遭了不少罪，临近年关，乘车的人很多，要不是我把马秀萍从车窗里托进去，她都挤不上火车。

往返的途中，我俩还是很少说话，我很想问问她和谁处对象了，一直也没好意思开口。在北京过春节期间，马秀萍倒是去过我家，还在我家吃的午饭。我妈跟她开玩笑说：“秀萍，你做我的儿媳好不好呀？”马秀萍红着脸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春节过后回到北大荒没几天，我就听到了知青可以返回原籍的消息。我还没把这个消息告诉马秀萍，她就来找我，说和我一起去办理回京手续。我问她：“秀萍，你回北京了，你对象咋办啊？”“对象？和我对象一起回呀？”马秀萍说完，红着脸看了我一眼。

1979年5月初，我办理完单位的交接手续，和马秀萍一起坐上了回京的列车。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年零二十一天，经历了从兵团战士到农场工人的转变，最终又成了北京居民。回到北京不久，我被安置到电力公司工作，马秀萍顶替她母亲的岗位，到邮电局做了一名内勤。工作有了着落，我父母开始为我的婚事着急了，当时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饭后，马秀萍来找我，说一起去景山公园。没等我说话，我妈就笑着对我说：“方明，快换一下衣服，跟秀萍一起去公园逛逛。”

在去公园的路上，我鼓起勇气问马秀萍：“秀萍，在北大荒时，场长说给你介绍对象，你说你有对象了，你的对象呢？”马秀萍红着脸说：“我的对象在我心里……”

就这样，我和马秀萍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当年就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马秀萍可没少说我，说我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剧中的梁山伯，就是一只大呆鹅。她说她多次暗示过我，我竟然不主动向她求爱，让她处在了尴尬又被动的局面。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婚后第二年，马秀萍生下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我妈退休后帮我们照看孩子，我俩一起报考了电大，终于圆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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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的知青岁月和情感婚姻生活经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的知青岁月和情感生活经历虽然很坎坷，但我对那段知青岁月并没有抱怨和遗憾，毕竟当时国家有难处，我们热血青年理应为国家分忧。十年的知青生涯，我强壮了体魄，坚定了信念，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最终又回到了北京，也没有经历下岗再就业的苦痛，我很知足，也很欣慰。借此机会，也祝愿当年的同学、战友们晚年生活健康快乐！幸福到永远。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杨方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