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另一面｜你所不知道的郑观应

历史人物的另一面｜你所不知道的郑观应

我们都知道郑观应是《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但是郑观应还有不被大家所熟知的另一面。

相比他的成就，他的缺点同样是非常多，那么来说几个大家感兴趣的。

他在商业成功后，受李鸿章之邀任织布局和招商局总办，期间利用公款炒股失败后，丢下烂摊子前往广东。

为官时高调反腐，自己却大搞腐败，沉溺于声色。

花费大量财力和精力修炼丹道……

虽然做了挺多不靠谱的事，但是其一生还算顺利，最终以80（虚岁）高龄得以善终于上海。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自知之明。

郑观应（1842——1922）

咸丰八年（1858），这年郑观应16岁，应试童子试未中，在听从其父郑文瑞的意思弃学从商。郑观应十分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并没有死磕科举这条“正道”。郑观应是广东人，广东正好是当时与洋人交易的通商口岸，所以选择了从商，他知道这条路如果走好了绝对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郑观应故居

怀揣着成功的梦想的郑观应跟随他的买办叔父郑廷江来到了上海，并通过他叔父的关系很快的进入了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出学习。边听差，边学习英文，供走奔之劳。第二年，经亲友介绍他进入了实力更加强大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随后又被派往天津考察商务。咸丰十年（1860），回到上海后他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在事业上，正郑观应可谓是顺风顺水。

郑观应故居内宅

但是无论他职位升的有多快，也都是给别人打工，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为了吃好这口饭，他知道自己这点能力绝对是不够看的，在满怀着危机感的情况下，郑观应进入了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宵学习英语，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开始接触西方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并对此产生兴趣。这对他后来写《盛时危言》打下了基础。

宝顺洋行倒是给意思没有炒他鱿鱼，但是1867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却把宝顺洋行从商海里清理出去了。洋行虽然倒闭了，不过经过了这些年的原始积累，于1968年，他与人合办了茶栈，并参与了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

郑观应纪念邮票

1874年被聘为英姿太古洋行成立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着手在长江个口岸开设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年仅32岁的他，已经做到了当时外籍华人员工的顶点了，年薪加投资分红。（据估计有百万两白银，按照当时一亩良田六两的购买力，估计只有现在的打工皇帝杨元庆能跟他比一比了）

在清朝封建社会，一个人有钱之后，通常会做两件事：买地和捐官。

没出意外，为了弥补自己科举仕途的遗憾，他积极的把手伸向了政界，迅速跻身仕途，并凭借自己经商的天赋迅速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一批大佬的青睐。成为当时官商两道的风云人物。

随后受李鸿章指派出任织布局总办，后来还兼任了上海电报局总办，由于他的整顿颇有成效，升任为招商局总办。

李鸿章和外籍专家

可能是前面太过顺利了，所以他开始有点飘了，拿公款去炒股。1884年的中法战争爆发，使得织布局的股价从当时的100两跌破到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栏中消失。之后为了甩手这个烂摊子，收买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被调往了广东。虽然人走了，但是麻烦并没有甩掉，紧接着就被人举报了。虽然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但还是掏了两万两银子补账结束了这件事。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可又来了另外一件麻烦事，那就是他的老东家太古洋行找上门来了。原来郑观应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他的继任者杨桂轩，这杨桂轩这不是什么好人，圈了商行十几万跑了，没办法只能找保证人郑观应还钱了。经过了这么两件事后，郑观应以及被搞的心力交瘁了，隐居于澳门，寄情山水。

郑观应后来之所以能名扬天下，绝不是他在商场上的纵横捭阖。若论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远比不上张謇和盛宣怀这些大佬。

他的一世英名全来源于他写的这本《盛时危言》。

盛世危言

其实早在其年少时，他就开始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有了很深的感触。现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议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之后还将它们辑成《救时揭要》一书，此后他又编撰了《易言》，并于1880年刊行。最终在澳门期间，经过对经历和时事的总结，又对《易言》进行了扩充，最后于1894年完成著名的《盛时危言》。

怡和洋行

这么书发行后，引发不同人物的评说：

洋务派干将张之洞读了以后评价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江苏布政司邓华熙读了以后立即向光绪皇帝发了一道奏折，郑重的推荐了这本书。而光绪皇帝也加印了这本书发给朝中高干作为学习材料。《盛时危言》一时洛阳纸贵，各界人士争相求阅。甚至科场考试也以所谈时务为题目。

在这本书的读者里，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中山、还有一个正在湖南韶山牙牙学语的婴儿，就是日后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在《盛时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驳斥了封建社会“农本商末”的思想，并对“官督商办”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并广泛传播与天下，使得人人都能够学习。同时在书中他还大力宣扬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郑观应曾任汉阳总办

在书中他还提到过“世博会”的理解，它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的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

《盛时危言》这本书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被翻印了20多次，共计有10余万册。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郑观应也凭借着这本书的盛名，依旧活跃于商界，以70岁的高龄来往于京沪。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的第二春是可以从古稀之年开始的。

郑观应全家图

虽然他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但当中国掀起了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时，他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其实他骨子里还是对当时的社会非常留恋，因为这有利于他的政治投机。

他迷恋权力，向往官场。为官时大搞腐败，沉溺声色。还曾花费大量的财力修炼丹道，大娶侍妾。以至于在晚年教导儿子：“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

民国以后，正郑观应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担任招商局公学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董事。1921年4月，郑观应请求辞职，劳碌了一辈子的他最终病逝于上海招商局公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