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陈先瑞回忆1961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开国中将陈先瑞回忆1961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初到北京军区

1961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接到命令后，我立即赴任到职。多年不工作，一走上工作岗位别提多高兴了。北京军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党中央、毛主席把我放到北京军区工作，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和鞭策啊!这时，我想了许多，总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唯有以努力的工作来回报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北京军区是1955年4月由华北军区改称的。这一改称是按照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国防部发布的“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执行的。当时，军区机关驻北京市西城区定阜大街。我到军区时，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郑维山、谭希林、陈正湘、韩伟，副政治委员张南生、袁升平，参谋长钟伟、政治部主任由袁升平兼任。

我到军区没几天，大约2月初，就参加了军区党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对军区全年度工作的研究部署。会议确定1961年工作应以创造“四好连队”为基础，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当时全党都在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也强调了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做好基层工作问题。在这次会上，明确我主要负责军区的民兵建设工作。因为刚上任，让我先到部队跑一跑，到华北各地转一转，了解熟悉情况，这样对工作有利。

3月以后，我带机关同志下部队和到地方去调查，了解情况。华北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区，地处祖国北方，大部分属高原区，多山缺水，自然资源条件较差，人民生活不富裕。1960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河北、山西、内蒙古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许多农村发生饥荒，人畜出现非正常死亡。部队粮食也定量，没有肉吃，缺少食油，蔬菜保证不了供应，在训练紧、强度大的情况下，战士们由于体力消耗大，身体素质普遍下降，有的甚至昏倒在训练场上。我们在调查时，这方面反映的问题很多，也亲眼看到了当地群众的艰苦生活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回来后，我专门向党委作了汇报，特别是部队的情况，引起了党委的重视。

为了解部队情况，军区主要领导亲自带人到部队作了调查。8月中旬，召开军区党委会议，分别汇报在部队了解到的战士伙食情况。为此，会议作了研究，在不妨碍执行战斗任务的前提下，狠抓一下部队的农副业生产。特别是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个期间，要集中精力搞好秋收、秋耕、秋种，安排好越冬的蔬菜，采集好饲料，争取人一冬有菜吃;猪一冬有料喂。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部队的冬训。

1962年初，当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军区党委就把抓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都看到了前两年的情况。部队战斗力不是凭空喊出来的，不是靠政治口号吹出来的。政治工作还是要落到实际中去。因此，军区专门召开了几次讨论搞好生产的会议，决定建立军区生产基地。经与地方协商，当年就先后在唐山的柏各庄、天津的小站、张家口的山岭子等地建立了农场。部队搞生产，主要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减轻国家负担。这对促进军事训练和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是十分有利的。我军农副业生产基地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位于唐山市不远的柏各庄，是我们军区最大的生产基地。1962年春，根据军区党委决定，即以两个团的兵力开到柏各庄的渤海荒滩上，在一无住房，二无设备的情况下，部队靠的是艰苦奋斗精神，吃粗粮，喝碱水，天当房，地当床，不怕蚊虫叮咬，不怕日晒雨淋，硬是在荒凉的盐碱滩上开出几千亩水田地，挖出无数条大小沟渠，经过平地、育秧、洗碱，种出了水稻。

正是5月插秧大忙季节，我来到了这个农场。听了干部们的汇报，看了战士们的劳动，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场面，使我想起了在陕甘宁边区时的槐树庄大生产。不顾农场干部的劝阻，我和几名机关干部亲自到水田中劳作，体会体会多年不干的活计。插秧是最累腰的，我们这些不熟练或根本不会干的就更累腰了，半天分不出几棵秧苗，弯了半天腰插不下几撮，硬挺着在泥水里泡了两个多小时。战士们都鼓掌欢迎我们。临走时，我站在田埂上讲了三句话:同志们发扬了南泥湾的精神;落实了毛主席关于我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教导;为军区农副业生产做出了贡献。我感谢大家。后来听说，在我们去后不久，农场提前完成了插秧任务。

这一年年底，我在后勤部门报来的材料中看到了柏各庄农场当年开荒，当年插栽的7000亩水稻，亩产竟达到480斤的好收成。此后，柏各庄农场在全军出了名，被评为全军的先进典型，受到国务院农垦部的表扬，招来了全国各地许多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参观、学习者。此前，华北地区不种水稻、也不养鱼，在部队的带动下，华北地区也开始了种水稻和养鱼。还有后来的蔬菜大棚等。这些，都是当时军区部队的创造。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1963年，军区党委更多的精力是抓好部队训练和生活管理，并部署开展了学习雷锋、进行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好连队活动，搞好比武和天天练等。这一年，军区军政工作搞得都很活跃，很有生气，也很有成绩。

按照军区领导分工，我在民兵建设上作了一些工作。我曾到军区所辖的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武部门作过调查。

军区的民兵工作抓得比较好，实行了民兵和预备役合编。还是在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后，军区党委根据军委指示中“为了积蓄预备兵员便于平时管理教育和战时兵员动员，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应将民兵工作预备役工作合而为一，民兵即预备役”的精神，在华北地区经过充分准备和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以分期分批、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后展开了预备役和民兵的合编工作。主要是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原有民兵为基础，把18至25岁的政治可靠、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一律编为基干民兵。而基干民兵也成为预备役的主要部分，其余民兵一律编为普通民兵。这项工作，从展开到结束，经过一年多时间。实行民兵和预备役合编后，全区共有民兵590多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9.2800，其中基干民兵184万余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 70o。这样，不仅壮大了民兵组织，充实和加强了民兵的骨干力量，健全了民兵的基层组织领导，而且使民兵和预备役从组织领导上统一起来了，既便于平时的管理和训练，又有利于战时有组织的进行兵员动员。

我在调查基础上，重点强调和抓了两件工作:一是把各级人民武装专职干部配齐，健全民兵基层组织，重点是把边沿区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整顿好，并在原作战预案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修改好，把装备弹药配发和保管储备好。装备弹药主要储备在地(分区)县(人武部)一级。二是以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搞好民兵训练。训练内容主要以游击战为主，很快熟悉手中武器，熟悉近战、夜战的战法。指挥员要学会组织指挥，特别是夜间战斗的组织指挥，使我们的民兵队伍，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主力部队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民兵训练时，一般的是由军区有组织地就近从部队抽调人员帮助训练。

军区的民兵工作，专门召开过会议，作过部署，也搞过现场会。特别是1964年全军掀起大比武热潮后，军区民兵训练也加强了，也开展了训练比武工作，出现一批训练尖子和典型。河北省无极县郭庄民兵营被中共华北局和北京军区党委授予“郭庄红旗民兵营”称号。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是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预备役相结合。抓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也是一件大事。我在抓军区民兵工作时，上上下下是满意的。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郭兴福是南京军区第12军34师100团2连的副连长。从1961年开始就在训练中摸索总结经验，李德生同志在12军当军长时，曾亲自找郭兴福谈话，并指示师团长们进行帮助培养，后经南京军区、总参有关部门检查、总结，不断使这一典型成熟起来。郭兴福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方法多样，教活练活;既讲全面，又有重点;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军事民主，教学相长;思想工作，贯穿始终;牢记宗旨，练为战是根本。叶剑英元帅亲自看过郭兴福的表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叶帅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把叶帅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说“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在新条件下的发扬。”

1月下旬，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亲自在南京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大型现场会。会后，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我们北京军区的训练比武也出现了空前好局面，引起了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关注。国家机关和兄弟军区十几个单位先后来参观尖子分队表演。

3月5日，罗瑞卿总长检查了军区先进单位的技术、战术训练后，认为我们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有创造有发展。

4月7日和5月12日、13日，贺龙元帅又两次亲临军区，观看尖子分队表演的训练现场会。5月20日，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军区第“军第196师的驻地，观看郭兴福式的尖子分队表演。周总理看完表演后还专门对我说，如果把民兵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了。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西郊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技术、战术表演。毛主席对每项精采的表演都鼓了掌。这些活动，更加鼓舞了全军广大官兵练兵热情，各行各业都涌现了郭兴福式教练员和技术尖子。同时也推动了地方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活动。

对于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叶帅给军委打报告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也看了，并对郭兴福教学法表示过赞许。可是，后来出于个人野心私欲，却别有用心地诬蔑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于1964年12月，下发了所谓《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鼓吹突出政治，像一盆凉水，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他甚至把突出政治与突出军事作为我军两条建军路线之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少主管军事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郭兴福也被打成“反革命”，长期关押，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才发文件给以彻底平反。

1965年2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四届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会后，我回到军区便接到参加军区召开的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3月初，军区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如期举行。会上军区党委书记杨勇代表军区党委作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狠抓根本，狠抓基层》的报告。会议号召全体同志，大振革命精神，大鼓革命干劲，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扎扎实实，以临战姿态做好工作，为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的军队而奋斗。在这次会议精神鼓舞下，军区部队的建设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

这一年，国内大事不断，政治事件也迭起。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久病在身”的林彪在会上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竟然无端诬陷罗瑞卿“篡军反党”。在军区常委会传达上海会议精神时，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很不理解。

然而，紧接着1966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给1964年的大比武定了性，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罗瑞卿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批判。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相继出现几篇影响全国的批判文章，也影响到了军队。

就在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通称的《5 " 16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猛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华夏大地。